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

——陈舜英生平故事

一、满门忠烈

陈舜英，汉族，1912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八闽大地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优秀人物，陈舜英的先人中也不乏其例，她正是在浓烈的旧民主革命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陈姓在全国虽只是第五大姓，但却位列福建十大姓氏之首，在福州更有“陈、林半天下，黄、郑满街排”的说法。陈舜英的远祖于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在浙江为官，后因城池失守，避难到了福州近郊的长乐。从乾隆至道光年间，陈家三代中出过两个举人、一个附贡生。到了高祖陈升扬时，才举家迁到福州市区的三坊七巷。陈升扬的妻子许氏是著名诗人、楹联学家许瓯香的六世孙女。他的许多名联今天仍然留传于世。

“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和“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的诗句，正是当年三坊七巷的真实写照。这片古宅深院聚集过严复、沈葆桢、林旭、林觉民、林徽因、谢冰心、庐隐、郁达夫等约百位中国近代舞台上的名人。

陈舜英的曾祖父陈莼，咸丰年间贡生。他一生醉心于桑梓教育，晚年因治病救人、造福百姓，传说转世成为庇佑一方的城隍。由于他曾作为林则徐的女婿、清朝船政大臣沈葆祯的幕僚，“襄理船政”，现已被福建省“船政研究会”列为“船政文化人物”。

陈莼的长子陈琦，字伯韩，邑庠生。他是陈舜英的祖父，曾在清政府的马尾海军学校教授国文，后到台湾一大户人家中当私塾先生。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他不愿做亡国奴，愤而返回福州。

陈莼妻子林氏的家族号称“凤池林”，是福州的名门望族，其父林孝恂是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封浙江海宁知县。林氏胞兄林长民（即陈舜英的舅爷）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后，他转变立场支持共和政体，赞成民主革命，率先发起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又组建民主党，曾在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中担任法制局局长、司法总长、顾问等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中方为此特设外交委员会，林长民被聘为委员兼事务主任。当参加“巴黎和会”的日、英、法诸国出卖中国利益之密约为林长民所知后，他毅然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顿时激起了千层巨浪，伟大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作为五四运动的“点火手”，这是林长民一生中最具华彩的一章。

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与谢冰心、庐隐并称为近现代的福州三大才女，她在我国文学界和建筑界双负盛名。直至建国后，陈舜英与仅比自己年长8岁的表姑林徽因还时有往来。

陈舜英祖母林氏的堂弟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都是辛亥革命的先烈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

林肇民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拥护民主、共和，后组建革命司令部，发动起义，在光复福州的战役中战功卓著。

林肇民的弟弟林尹民留学日本时曾自制一印，上刻“剑胆琴心”四字。在广州武装起义中，他“手持双枪，所向披靡，杀敌十余人，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而死。死时已身中数十枪，血流如注”，年仅24岁，未婚。

林觉民13岁时，难违嗣父之命，前去应考童试。他仅在考卷上挥笔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就头一个交卷出场。1907年，他自费到日本留学不久，即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的前三天，他挑灯疾书，给老父和爱妻留下两封绝命书，情真意切，感天动地。其中的《与妻书》更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拜读和效仿的楷模之作。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将它收进了中学课本。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华文教材中，《与妻书》也都占有一席之地。

激战中，林觉民腰部中弹倒地，但他仍坚持战斗，直至伤重力竭被俘。审讯时，为表示对清廷腐朽统治的蔑视，他用流利的英语作答。主审的清将李准为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所动，竟下令去掉镣铐，予以座位。林觉民欲吐痰时，李准还亲自将痰盂捧了过去。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歧在审讯结束后，也曾感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大堂之上，林觉民侃侃而谈，激扬文字。狱中几日，他滴水不进，泰然自若。最后从容就义、以身殉道，时年24岁。

陈舜英的父亲陈训旭，早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商业，母亲方氏，12岁即会作诗，曾结集付印。她还写得一笔好字。方氏与方声洞是本家兄妹（或姐弟）。

1911年4月27日，方声洞在震惊中外、“浩气长存”（孙中山题词）的广州武装起义中，跟随黄兴攻打督练公所。路遇起义的满清巡防营官兵，因对方没有按规定臂缠白毛巾作为标志，在相互误射中，方声洞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5岁。

1915年，方氏生下二女儿陈舜玉后，因产褥热不治而亡。年仅3岁的陈舜英，由祖母林氏一手抚养到10岁，才随父迁居北京。

陈舜英的大妹妹陈舜玉回忆说：“我的祖母却很开明。她在三十七八岁时把小脚放了，带着十七岁的姑姑去福州办的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祖母有维新思想，她常给我讲戚继光、林则徐的抗敌故事，还常讲起当时妇女所受的裹脚、扎耳朵眼的痛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是我叔伯舅舅，林觉民是祖母的堂兄弟，因此我也常听到家里人讲述他们的事迹。”

毫无疑问，祖母林氏的启蒙教化和满门忠烈的家事家风对年幼的陈舜英，同样也产生了耳濡目染、刻骨铭心的作用。

陈家兄弟8人共育有12个女孩，12个男孩，按照当地习俗，陈舜英排行老大。在他们中间，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其他的人也大都选择了献身于科学、教育、医学、文化事业，最后都成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用的人。

二、北平求学

1922年前后，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陈训旭将陈舜英接到北京。初到北京时，家境尚好，后因父亲屡屡失业，生活日渐窘迫。她先在位于宣武门内东铁匠胡同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读，后考取了女附中。高中毕业后，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攻读纺织、漂染专业。据陈舜玉回忆，大姐“从小学习就非常用功，又善于思考，成绩优秀，受祖父母的影响，她特别敬佩民族英雄、禁烟钦差林则徐。从小立志要为国为民奋斗，因而才选择了学习工科，想以科学救国的方式来报效国家。”

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是1903年筹设的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它是近现代中国主要的工科学府，也是当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校址位于今天的官园一带。北平沦陷后迁至陕西与其他学校组成西北联大。抗战胜利后北平大学虽未获复校，但下属各学院陆续被北京大学接收，校史亦均并入北京大学的校史计算。北大工学院先后培养了近5000名学生。师生中有23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大学期间，陈舜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有钱人家的小姐当家庭教师。所得到的“束修”和学校颁发的奖学金，她除了交纳学费外，全都用来贴补家用或资助弟妹们上学。

平日里，陈舜英对弟妹们非常体贴照顾，除鼓励他们要努力读书外，还经常给他们讲解时事。远在福州法律学院就读的陈舜玉就曾得到过她的帮助。陈舜玉在自传中写道：“行大姐也常给我寄些革命小说，如《夏伯阳》、《母亲》等。”后来还曾来信开导、鼓励说：“当前国难当头，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家为？”于是，陈舜玉也“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陈舜英在大学读书期间，热心阅读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努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积极靠近党的地下组织，是校园里的积极分子。

1934年大学毕业后，陈舜英曾去日本实习了半年。

1935年的中华大地，民族危机日深。“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北平市学联宣言中的名句）此时正值陈舜英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她毅然放弃留校任教的优越待遇和到美国深造的难得机会，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工人群众之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组织开展反压迫、反饥饿的斗争。

陈舜英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寻找党的关系，1935年夏，她来到太原的西北毛织厂做技术员。由于当时党组织遭到破坏，暂停发展党员。1936年8月，她来到河北省深县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师生中广为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此时，她虽然还没有入党，却自觉地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资助党组织开展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陈舜英和师生们在校长赵子岳（著名电影演员，建国后曾任北影演员剧团团长）的率领下，辗转回到太原。随即加入我党与阎锡山合作成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同年8月，陈舜英在太原由中共山西工委组织干事安子藩和温月梅介绍，经山西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候补期的正式党员。

三、太行烽火

1937年秋天，八路军129师师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进驻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组建了中共辽县委员会。不久，党组织增派陈舜英加强县委领导，对外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协助员，实际是县委书记。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3月，陈舜英先后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中共辽县中心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她是辽县我党的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后来，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都在辽县驻了很长时间。辽县一度成为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当时的“实验县”、“中心县”，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延安”。

1938年2月19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辽县县城，炸毁了牺盟会所在的南街平民学校，牺盟会新任特派员李芝庭被炸牺牲。随后牺盟会转移到县城东关的封神庙。当时，面对不少群众缺乏思想准备、乱作一团的状况，陈舜英与其他领导一起，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沉着、镇静地四处指导大家隐蔽转移，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党的领导下，辽县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仅有七万余人的贫困山区小县，先后有一万多人牺牲，一万多人参军，全民抗战支前。向全国各地输送了1700多名干部骨干。年均供给军粮500余万公斤、军鞋10万余双、参战支前21000余人次。

在创建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陈舜英经常一天要赶几十里的山路，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妇女组织。她的身上常常满是虱子、跳蚤，还曾被蝎子蛰得疼的死去活来。据老战友回忆，她们吃的饭是把玉米用碾子破成两、三瓣，然后焖熟了就是干饭；多放点水就是稀饭。“以后就吃黑豆、高粱……只有病号才能喝米汤”。吃的菜则是干胡萝卜条。天天、顿顿如此。

没过多久，陈舜英的体重和体质都开始迅速下降，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1939年春季，陈舜英调任中共晋东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冬季又改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就是在这期间，她与刘建勋相逢、相爱，并于1940年结为终身伴侣。

那时的艰难困苦令后人很难想象。洗澡是难得的奢望，看病要走60里的山路。其中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插曲。

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的王大任的夫人叫师德清，她11岁就随舅舅上了太行山，成为一名红小鬼。据她晚年回忆，“1939年的一天，从前线回到特委机关驻地的女县委书记陈舜英想在开会期间洗个澡，于是领导指定师德清提点热水来。她烧了热水，放到房间里，并关上了门窗。但陈舜英就是迟迟不肯脱衣。同屋的一个女干部催她，而陈舜英朝一个光头小子那边使了使眼色，意思是让这个小男兵出去。当时那位干部就笑弯了腰，原来那个剃了光头的‘小男兵’就是师德清。”

后来，师德清12岁入党，13岁被组织派去照顾一位重病的女同志，需要定期步行到60里外的医院取药。陈舜英看她来回太辛苦，就派了马夫让她骑着马去医院取药。没想到发生意外，马受惊将她摔到了沟里，落下终身残疾。

1940年5月，陈舜英调到武乡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

不久后，日寇开始“大扫荡”。陈舜英的第一个女儿刚出生尚未满月。乡亲们把她母女二人藏在地堰边挖的洞里，用石头再把洞口垒住。白天，日本鬼子的叫喊声和军用皮靴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深人静时，老乡才能够给送点吃的、喝的。孩子很快就夭折了。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陈舜英也曾带领乡亲们躲在太行山羊肠小道旁峭壁的裂缝中。不远处，鬼子兵的钢盔、刺刀寒光闪闪，看得一清二楚。由于没有水喝，但又要坚持到底，她还被迫喝过自己的尿。

还有一次，陈舜英等六名女同志正利用地形，与鬼子兵周旋“转山头”，不料突然与敌人迎面遭遇。有的同志急中生智，脱下上衣把头裹住，从山上滚将下去。陈舜英因为有心脏病，已经筋疲力竭，就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她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战胜利万岁！”并告诉同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最后她是被战友们边推边拉，才脱离了险境。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地委书记彭涛在总结会上高兴地称赞她们是“智勇双全女斗士”。

1940年8月，陈舜英接替刘亚雄担任了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总会秘书（后改称为主席）。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该会先后更名为晋冀豫区妇女救国总会、太行区妇女救国总会、太行区妇女联合会，陈舜英一直担任主席，直至1948年上半年。在此其间：

1941年，陈舜英曾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4个月。

1943年冬至1945年春，她在中共太行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赵守攻的夫人马玉书回忆说：“1941年至1943年，我们夫妻俩都调到太行工作，我分配到太行三分区妇委兼妇救会主席，三地委书记是建勋同志，陈大姐是太行妇救总会负责人之一，常来指导工作，她很慈祥、和蔼，可亲可敬，对我们十分关心爱护，对工作耐心指导。建勋同志非常重视妇女工作，关心妇女解放运动，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把妇女运动的发动程度作为群众运动深入与否的标志，同时他很注重妇女干部的培养使用。因此，在这个地区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妇女都积极参加支援抗战、送郎参军、为前方战士做军鞋、看护伤员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起着半边天的作用。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在武装斗争、经济建设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涌现出很多模范人物。在这个地区党的建设中，有女区委、县委书记，在参政方面有女区、县长。各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是与他们夫妇两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指导分不开的，他们两位堪称我们妇女干部心中最钦佩、最敬仰的好领导。”

另据建国后长期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的黎颖（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晚年回忆：陈舜英担任妇救会主席时，我已到农救总会工作，我和老陈经常在一起。特别是有一段，我们两人同时有了妊娠反应，不想吃饭，经常拿小米饭和房东大娘换糠窝窝吃。老大娘是很同情我们的，有点稀罕东西就给我们吃。有时下午饭（一天吃两顿饭）我们不去吃，两个人一起用房东的锅灶做些想吃的东西。偶尔弄到一点肉，她就做成腌肉，放着慢慢吃。当我们一起做着吃的时候，分工合作，很高兴，可又怕别人看见（那时下午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大家都到村外散步或打篮球）。有一次，我们正在做饭，池必卿（农救总会主席）来了，他一见我就说：“你们这些城市来的小姐，娇气！老百姓怀孩子就不像你们。”当然他是半开玩笑半当真，我们也顶了他一句：“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那时，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谁也不耍心眼儿。

崔耀先的夫人侯香告诉刘立强：“我是山西辽县人，你妈妈担任县委书记时，我是下面办事员。我非常佩服她。你妈妈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己，严于律己。”

陈舜英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从一名高等学府的高才生，无怨无悔地踏上革命征途，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从她走向烽火连天的太行深处开始的。晚年，她坦承自己尽管没有闹过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笑话，但刚进根据地，确也分不出油菜和鸡冠花的区别。正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太行人民的养育、保护下，她在战胜敌人的同时，战胜自我，战胜病魔，终于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成熟的领导干部。同时，太行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也给她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迹。直到晚年，她始终保持了对老区群众的尊重和关爱，甚至还有对山西面食和陈醋的嗜好。她还在抽屉里一直珍藏着著名版画家古元送的两幅描写当年抗战和土改情景的版画，“文革”中才遗失。

1943年冬，陈舜英参加太行区党委党校的第三期整风学习时，她被编进二区队第一小组，选为党小组长，刘湘屏任党小组副组长兼行政小组长。这个小组的老红军多、老干部多、民主人士多，情况复杂，思想活跃，于是陈舜英就冷静地提出：“一是要继续加强学习，吃透文件精神；二是不要轻易批评有各种想法的同志；三是共产党员要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开展互相批评，不搞大轰大嗡。”实践证明这样效果很好。到了最后作思想鉴定的时候，陈舜英又说：“大家都应该耐心细致一点，决不能留任何后遗症。”刚刚流产的她强忍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伤痛，带头找同志们谈心，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她和全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最终圆满完成了作为党校整风试点的任务。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太行区党委通知王谦作为代表去延安参会，战友们都为他高兴，大家聚在一起，开玩笑提议瓜分他的“财产”：王一伦要了他的钢笔，还有一个人要了他的棉裤，陈舜英要的是毛毯。其实，钢笔、毛毯这些也都是战利品。后来区党委换了一个身体有病的同志做代表，为的是可以照顾他顺便治病。王谦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情绪毫无影响。可他一下子变成了“无产者”，工作、生活着实不方便了一阵。当他后来带着刚从老乡家接回的4岁女儿王雁秋去看望陈舜英时。陈舜英打心眼里想好好款待一下老战友和小朋友，只可惜有心无力，最后端上桌的只是一盘用火煨烤熟的土豆。

陈舜英于1939年在急行军时突然晕倒，经检查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症。1942年，她又患上胃病，经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后来她还得过急性肺炎，但她一直毫无顾忌、抱病坚持工作。

到了1946年4月，陈舜英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由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合办的长治干部休养所。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派军队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飞机持续轰炸长治。休养所迁到了涉县南庄。在此休养期间，她还奉命参加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7年12月在武安冶陶村召开的土地会议，前后近三个月。

黎颖在文章中写道：陈舜英“在休养所被选为休养员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常不能出去，党小组会就在我这里开。大家都尊敬她。她也是我们的大姐，大家有话都想和她说，包括个人谈思想、对休养所的要求等等。她也经常和同志们谈心，做思想工作。她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一身正气，艰苦朴素，她是我最佩服的女同志之一……她作为休养员的支部书记，还帮助休养所的领导出主意、提意见，做好休养所的工作。”

1948年春，陈舜英重返工作岗位。此时，她与多年断绝音讯的大妹妹陈舜玉恢复了联系。这多亏了细心缜密的周恩来。

陈舜玉1937年2月入党。6月，陈舜英给她写信“说太原的革命形势很好”，让到太原来。7月上旬，分别十几年的姊妹俩在石家庄会合后一同赶赴太原。陈舜英领着陈舜玉先后找到安子藩、薄一波，与组织接上了头。随后，陈舜玉参加了牺盟会。抗战期间，她曾于1940年以全票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唐县的第一位民选县长。

晚年，陈舜玉在自传里详细讲到了这段周总理告诉自己大姐消息的经过：“1948年春，中央机关由陕北向西柏坡转移，途经阜平县南庄，在此地居住工作了46天，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早上都出来散步。有一次碰上了周总理，他对任何人都一样，非常和气。总理问起我的名字，由于三妹陈舜瑶给周总理做过秘书，我说我叫陈舜玉，他一听就说：我知道你们陈家三姐妹。当时我在（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那时我和大姐失去联系了，还是周总理告诉我大姐陈舜英在冀鲁豫，我们才通信联系上。”

1948年12月，陈舜英接替杨蕴玉担任了太行区党委妇委会书记。

1949年8月，陈舜英奉命南下湖北。

四、献身妇运

1949年11月，湖北省各界妇女在武汉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湖北省民主妇联筹委会，陈舜英被选为筹委会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李先念到会讲话提出：“我们必须重视妇女工作，这是个党的路线问题。我今天代表湖北省委表示，首先重视妇女工作，要求妇女干部也应重视妇女工作。今后在党的重视与领导下，在妇联的努力下，把全湖北一千多万妇女组织起来。”

会后，陈舜英按照李先念的指示和湖北省委关于“建立农村妇女基层组织”的决定，带领干部深入基层，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在农村普遍建立村妇代会，在城镇成立基层妇代会，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展妇女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陈舜英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1950年5月6日，湖北省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陈舜英当选为政府委员。

同年8月，陈舜英担任了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0年9月20日至26日，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正式成立了全省妇女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陈舜英当选为主任。她在会上作了“本省十个月来妇女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

陈舜英在报告中号召各级妇女组织以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城乡生产为中心任务，逐步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深入宣传执行新婚姻法，解除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加强全省妇女的大团结。这次大会是全省各界、各族妇女盛况空前的大集会，标志着湖北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层、各行业的统一战线。

会后，陈舜英肩负着全省妇女的重托，在湖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忘我的精神、满腔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妇联的各项建设中。

在紧张工作之余，她还非常关心身边的同志们。时任黄冈县妇联主任的林友先是一位老红军女战士，土地革命时期就是我党的秘密交通联络员，抗战初期任当地的妇救会主席。她的丈夫漆先庭是湖北农民运动领袖，毛主席赞扬其“为大别山红旗不倒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出生数月突患重病，因无钱医治，情况十分危急。陈舜英知道后，立即设法从省妇联的行政经费中拨出钱来购买药品进行抢救，最终挽救了孩子幼小的性命。

1950年10月8日，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陈舜英代表全省1200万妇女向大会致词祝贺。

同年11月9日，陈舜英被聘为湖北省寒衣劝募分会委员。

同年12月2日，陈舜英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在减租土改斗争中应如何正确解决婚姻问题”的文章。为了充分发动男女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并使婚姻法得以稳步实现，她代表省妇联提出了四点具体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当月，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的妇委书记。

1951年6月2日，陈舜英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

同年11月，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2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颁布了关于干部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省妇联主任属中央管理。

同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1周年之际，陈舜英撰文号召全省妇女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迎接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

同年7月下旬，省妇联召开黄冈、孝感两个专区11个县的妇女干部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组织农忙托儿互助，解决妇女生产困难。陈舜英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动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报告。

同年10月4日，陈舜英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介绍“新中国成立三年来的湖北妇女”。她指出：“三年来新中国给全国劳动人民，同样也是给湖北省妇女带来了无限幸福和光明，使妇女们从被压迫的深渊里解脱出来，以崭新的姿态参加了各种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力量。”她还代表妇联向全省妇女发出号召：“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来迎接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并为增强世界和平的力量而奋斗吧!”

在年轻的共和国诞生之初，陈舜英团结、率领湖北省的各级妇联干部，积极、坚决地投身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宣传贯彻婚姻法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她们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启发妇女觉悟，发动和组织城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各项政治活动。农村妇女与男子一道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奠定了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城镇劳动妇女广泛地参加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搜身制，斗争封建把头，踊跃加入工会，从政治上获得了民主权利。到了1950年下半年，湖北全省工会女会员、农民协会女会员以及参加其他群众团体组织的妇女就已达175万人。各行各业的妇女们还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许多妇女争相送夫送子上前线，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仅人民币就捐献了13亿多元（旧币），还有不少女医务工作者勇敢地奔赴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通过各地、各级妇联组织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湖北省的广大妇女觉悟不断提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开始实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她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争取自身解放的初步胜利，为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在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广大的妇女群众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一阶段，广大妇女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妇女参政越来越普遍。

1952年10月，陈舜英调离湖北省妇联，到中南地区妇联工作。接任省妇联主任的依次是刘东、陈景文、郭力文。

1953年3月，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南地区妇联主任兼中共中南局妇委书记。

同年4月，陈舜英被选为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

1954年8月，在湖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陈舜英当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年9月，陈舜英调到北京，开始在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从事教育、培养各级妇女干部的领导工作。

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简称妇干校，即现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是河北省立北平妇女职业学校，位于原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的旧址上，毗邻北海，曾经是清王朝的贤良祠。首任校长（当时名称是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而陈舜英的大妹妹陈舜玉曾任第一副校长兼党组书记。陈舜玉调离后，中央组织部于1955年1月任命陈舜英为妇干校党组书记，2月命其兼任校长，任期至1957年7月。

在妇干校工作期间，陈舜英的心脏病愈发严重，但是，为了能争分夺秒地多为党做一些工作，早日为新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妇女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单独住在妇干校的宿舍里，经常因为劳累过度而引起心衰咳血，以致多次住院。医生在对其进行观察、交谈和治疗后，写在病历上的结论是：“积极、顽强、果断、沉着……”

五、南国红心

1957年6月，因广西发生“平乐事件”饿死不少人，党中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任命刘建勋为省委第一书记。

9月，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舜英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

12月9日，陈舜英被任命为广西省委的妇委书记。

由于长期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下超负荷工作，陈舜英此时的心脏病已经到了极为危重的地步，身上穿稍厚点的衣服或者脚上穿一双皮鞋，她都会觉得十分沉重。尽管如此，她却像顽强的南国红豆树一样，愈老弥坚、壮心不已地为妇女运动奉献着自己的赤胆红心。她尽一切可能坚持带病参加妇联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出主意、想办法、定决策，具体工作则通过当时的妇联主任田克同志带领妇联党组一班人去贯彻执行”。

田克等妇联的领导干部曾共同撰文回忆道，“她为革命事作出很大贡献。但她从不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的业绩，不摆老资格，而是平等地把我们当作亲姐妹来看待，她是我们心目中的优秀党员、优秀妇女干部，我们都亲热地称她为“陈大姐……陈大姐领导妇女工作，既能抓住典型，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又能实事求是地走群众路线，讲究实效。”

陈舜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贯彻党的八大提出妇联要“议大事，管本行”的指示精神，组织各级妇女干部不断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她鼓励大家不仅要时刻关心生产建设事业，到生产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还要根据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同时恰当地解决妇女、儿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做到直接或间接地为生产建设事业服务。

陈舜英经常利用参加区党委（1958年3月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会议的便利条件，及时做好上情下达的沟通工作，让妇联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全区的生产建设情况和区党委的工作部署，打破了妇联干部思想上的封闭状态，突破了妇联工作的局限性。那几年妇联开展的“女能手活动”、“妇女丰产田活动”等，既提高了妇女学习文化、技术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

据不完全统计，在农业战线上，仅1958年夏秋，在区妇联开展的“妇女丰产田活动”中，58个县中就有195万妇女参加。在接下来的冬春季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中，全区共有130万妇女参加，占修建大军总数的45%。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全区有99万妇女上山，她们完成了造林总任务的55%。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的女职工也掀起了解放思想、技术革新、增产节约的热潮，积极开展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9年，全区有75名“女能手”标兵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表彰大会。1960年，全区又有196名妇女被评为全国的“三八红旗手”。

各级妇联团结、教育各族妇女成为了广西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支伟大的生力军，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妇女干部队伍，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好评。

陈舜英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积极执行党中央“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当时由于有的干部对“勤”和“俭”的辨证关系理解、宣传得不够，致使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误解。为了推动“两勤”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在陈舜英的建议下，区妇联派出党组成员深入博白县龙潭乡“五一”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搞调查研究。

博白县地处广西偏远地区，陈舜英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坚持亲临现场指导。她还多次与县、乡党委以及合作社的书记们座谈，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她明确指出贯彻执行“两勤”方针，是妇联组织在新形势下为生产服务的有效方式之一，必须抓紧抓好。她还以博白县委通过县妇联积极主动开展妇女工作后，看到了妇女工作的成绩和作用，把妇女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的经验为例，谆谆告诫大家：妇女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妇联干部有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如果工作还未做好，就要“反躬自问，不要光埋怨别人”。

对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陈舜英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对于粮食产量，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长时间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但她十分重视通过妇联这条渠道，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供区党委决策时参考。在当时全国各地争“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的气氛中，陈舜英一再教育妇联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要据实向区党委汇报，不得有虚假”。

1960年，区妇联党组成员练以明下放到邕宁县五塘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临行前陈舜英在与她谈话时提到：“现在有人提倡搞‘小球藻’，从中摄取植物蛋白质以补充营养，你们是否可以试一试？”练以明到了农村后，经过调查，发现群众反对搞“小球藻”，他们提出了多种芥菜、红薯，春节前早种玉米、南瓜、四季豆、凉薯等瓜菜，既可以吃饱又可以卖些钱来买油盐的好建议。练以明怕不搞“小球藻”受批评，就写信向陈舜英说明情况。不料陈舜英却在复信中表扬了她：“群众路线这一课你学得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当听说农村一些妇女因为劳动负担过重，出现子宫脱垂的病症，陈舜英就立即指示妇联领导要据实尽快向区党委汇报，并建议在来宾县专门开办了一个为患病妇女治病的试点。

“大跃进”期间，陈舜英发现有的托儿所、幼儿园规模过大，集中过多，以至于管理不善、难以为继，她就再三提醒妇联干部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兴办福利事业，不可一窝蜂似的、大起大落，而要因地制宜。应该主要是提倡小型集中、个别寄托、邻里相帮等多种形式，务必注重实效。

陈舜英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作到了既大胆选拔、积极使用，又严格要求、耐心帮助。特别是对于区妇联的领导，她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注意给予她们多领域、全方位锻炼提高的机会。并且她还非常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都清楚地记得：“对于干部的优缺点，陈大姐能冷静客观地评价，帮助她们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她批评干部时，总不忘记被批评者的优点，从不一棍子打死或全盘否定，因此，令干部心悦诚服。”

陈舜英刚到广西时，适逢省妇联召开县妇联主任会议，当时，有些妇联干部埋怨说，妇联无钱无权，工作辛苦，困难重重，劳而无功，不安心妇女工作。她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颜悦色地教育大家:“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是二十七八岁，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又缺乏经验，有时也急得哭起来。但是哭了以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哭是没有用的，日本鬼子并不因为你哭了就快快撤兵；革命事业的胜利也不能用眼泪来换取。任何事情，不拼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拿出极大的勇气来克服困难。许多革命先烈，不怕枪林弹雨，不怕敌人的酷刑，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陈舜英的这一席话，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各级妇联干部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她还表扬了一批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成绩突出的优秀妇联干部。从此，妇女干部队伍中埋怨之声少了，学先进、赶先进的多起来了。

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就出生在广西南宁。1960年3月6日，是她随同周总理来到南宁后的第三天。应陈舜英代表自治区妇联之邀，邓大姐在明园小礼堂，专门向区直、市直机关100多名妇女干部和骨干作了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

对于各级少数民族妇女干部，陈舜英更是手把手地教她们开展工作。有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但缺乏写作锻炼，陈舜英就督促她们多写。不论是发言稿、工作报告，还是需要见报的文章，都要求她们亲自动笔；她还经常与大家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地共同讨论修改。有时为了一篇文章，甚至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反复推敲琢磨，也在所不惜。

区妇联副主任赵明坚后来曾担任广西自治区的妇联主任和人大副主任，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和常委。她在给陈舜英儿子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你父母亲在广西工作期间，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你母亲，她亲自指导妇联的工作，使广西妇女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六、忠肝铁骨

1961年9月，陈舜英调到河南。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复杂的党内情况，她与刘建勋商量后，先是辞去省监委副书记的组织安排，只担任了省监委的委员。不久她又主动提出离职休养。

1964年12月，陈舜英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1月，陈舜英当选为第四届河南省政协常务委员。

陈舜英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她的心却依然每时每刻与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为了响应周总理告诉刘建勋为灾民度荒、不惜四处化缘的建议，她不顾重病在身，给远在广东湛江的老战友孟宪德打去求援电话。孟宪德接到电话后，立即动员群众，组织加工了大批的红薯干送到河南灾区。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中原大地，矛头直指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领导。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陈舜英最终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对自己的冲击和伤害。

那时陈舜英的体重只剩下80斤左右，必须依靠药物和氧气才能维持生命。数九寒冬，她心脏病发作，刚住进省军区医院就被造反派赶了出来。因为已被抄家封门，她只好辗转到了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女儿家中。不料很快女儿就被厂里的群众组织抓到大卡车上，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而批斗的理由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是河南省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建勋的女儿！无奈之下，陈舜英只好来到北京，住在老战友高惠如家中躲灾避难。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刘建勋被“解放”出来，担任了常委兼农林组组长。河南“十大总部”的头头们恼羞成怒，他们一方面在全省继续制造大范围夺权闹剧和大规模武斗惨案，另一方面组织、煽动受蒙蔽群众，由重要头目李蔚等人先后三次率队进京。他们在全城贴标语、撒传单、还直接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中南海，肆无忌惮地向党中央施加压力，掀起了揪斗刘建勋的高潮。对此，周总理曾怒斥道：“刘建勋的名字见一次报，河南揪他的大标语就长一尺。”

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不堪重压的陈舜英精神失常。她独自来到北京火车站的侯车大厅，安静地坐在长条凳上，手上提着她离家必带的人造革小提兜，目光呆滞，嘴里反反复复地喃喃自语道，“建勋已经（被）解放了，就好好工作吧。让我回去替他接受批判吧……”

陈舜英的神经官能症拖了数年才慢慢好起来，但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心脏病也越来越重。

七、上善大爱

陈舜英作为一名老干部，同时又是长期担任省委一把手的刘建勋的配偶，她几十载光阴如一日，平平淡淡见真情，用自己的一举一动率先垂范，要求自己、影响他人。

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陈舜英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不越级干政，甚至从来不碰丈夫的文件一下。离职休息多年，她始终静心养病，深居简出，从不出头露面，更不招惹是非，自觉践行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德修养训律。

陈舜英的工资级别是9级，刘建勋的工资级别是6级，每个月他们的工资收入加起来有500多元。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高收入了。但他们自己却从不讲究吃穿，也从不请客送礼，更没有收过任何礼物赠品。在生活上，陈舜英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袜子破了，纽扣掉了，她就亲手缝缝补补。

曾任刘建勋警卫员的黑流长回忆说：“有一次，陈舜英同志想去剪发洗头，她的身体不好，走不了远道。我提出找车队要个车，她不同意，我又说让建勋同志的司机姬师傅送一趟，她也拒绝了。我那时年轻好玩，正在院子里骑着别人的摩托车转悠，陈同志就对我说：‘就坐你这摩托车去吧。’

1966年上半年的一天，建勋同志的老父亲出外散步走迷了方向，到时间也不见回家。我向陈舜英同志提出要个汽车去找人。陈同志却说不用要车，你骑自行车或走路，沿着大街找找吧。最后我是在大石桥附近食品厂的门口找到老人家的。我俩就乘公共汽车回来了。为了表示感谢，从此，老爷子就按照他们河北老家的习俗，称呼我为黑先生。”

对于子女，陈舜英是一视同仁、舔犊情深、恩重如山。但在家庭教育上，她却始终严加管教，绝不溺爱，更不纵容。她和刘建勋都不希望孩子成为倚赖爷羹娘饭的纨绔子弟。唐代诗人罗隐“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和鲁迅先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正是他们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真实写照。

儿子刚上初中，就被刘建勋、陈舜英夫妇“撵”到省委机关大灶吃饭，只有到了周末，才允许回家一聚。1976年1月，儿子结婚时，总共只让花了36元钱，买来几斤酥糖，沏上一大保温桶的茶水，请了几位同学、同事一起坐坐，就算举行了婚礼。两家的老人没有一位出席婚礼，只是给买了两条普通的提花被面作为嫁妆。同时，他们都还发了狠话、下了死命令，不准许任何人送任何礼物：“谁送礼，谁离开！”儿子、儿媳收下的唯一礼物，就是当时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林佳楣送的一本宣传手册，还有一封希望他俩两年以后再要孩子的亲笔信。可笑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简朴的婚礼，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刘建勋不转弯（指“批邓”），进不了八宝山”的标语口号中，最后竟被社会上的闹派忽悠为成捆论斤地收取礼金的无聊谣言。

虽然陈舜英在生活上对自己、对亲属、对子女都是从严、从简、从俭的。可她对战友、对亲戚、对工作人员却总是关怀体贴。

早在抗战期间，陈舜英就曾把战友们的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建国初期，张廷发奉命入朝参战，孩子也曾放在陈舜英家中。后来，尽管陈舜英自己一直重病缠身，但她却始终关注着老领导、老战友的安危。即便在“文革”中，她也依然不改初衷。1973年中，她不顾医生反对，坚持与刘建勋一道进京，探望病笃的张体学。还一次，一位太行的老战友到家中长时间倾诉交谈，累得她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医生情急之下，一再抱怨她为什么不能及早送客，她也只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亲戚们有难，陈舜英则无所顾忌、热情相助。1970年前后，三妹夫宋平尚未“解放”参加“三结合”，三妹陈舜瑶到了河南。她受到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热情款待。九弟陈定武被错划为“右派”多年，家庭破碎，身患严重的眼疾。陈舜英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接到郑州，找专家过他作手术，并支付了所有的费用。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帮助九妹和小妹，陈舜英曾先后将婶母及两个外甥女接到广西长期住下。在她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人性亲情两者之间的统一，闪烁着无产阶级的优秀品格与传统美德一脉相承的魅力。

在刘建勋、陈舜英身边工作多年的王书庆、李士峰、门长青、黑留长、沈进奎等同志，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他们都是那段特殊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在《永远的怀念》一文中深情地写到：“在怀念建勋同志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怀念陈舜英同志。她是我们敬重的老领导，她像慈母一样关心我们，工作上精心指导。初到建勋同志身边工作时，由于工作不熟悉，舜英同志就主动向我们介绍情况，教导我们如何工作，注意些什么？怎样才能工作好。使我们很快地熟悉了情况，适应了工作。在生活上，她对我们也十分关心，有时工作回来晚了，就让我们在家里吃饭。特别是在北京期间，我们住在招待所，她怕我们吃不好，经常让阿姨做些好吃的饭菜，让我们在家里一起吃。我们非常感激，永记不忘。”

从湖北就跟随陈舜英的公务员曹胜男是童养媳苦出身，她和女儿一直与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生活在一起，前后二十多年，宛若一家人。陈舜英对抗战时期的警卫员，对子女残疾的原秘书，都尽量接济和关照。在最后的日子里，刘建勋、陈舜英夫妇还一再提到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牵挂他们和他们家人。

晚年回到北京的陈舜英，尽管最后也没有解决看病住院的一个蓝本本，可她自己却异常平静和豁达。她只是自我解嘲地说：“唉，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可她在给李士峰夫妇的一封信中，却还是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问候他们老两口，向他们介绍保健办法，还替老保姆黄喜林咨询降低血压的方案，希望李主任有机会帮助黄阿姨“检查一下”。

八、最后岁月

1975年的春末夏初，陈舜英体检发现右肺外侧有一个约三四公分的阴影。经北京肿瘤医院和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

根据刘建勋的意思，李士峰主任立即将专家诊断结果报告了李先念夫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很快就赶到李主任住的前门饭店。在听取了详细介绍后，林佳楣讲了四点意见：第一，不手术；第二，不化疗；第三，不要告诉本人；第四，不能让孩子们知道。刘建勋和李主任都非常赞同林佳楣的意见。事实证明，她的意见是正确的。

李士峰返回郑州与刘建勋商量后，决定以帮助刘建勋戒烟为名，动员陈舜英立即戒烟，以延缓癌症的发展。陈舜英不知是计。一天晚饭后，她抽完一支烟，轻轻对儿媳说了一句：“好了，这是最后的一支。为了帮（你）爸爸戒烟，我先戒了！”陈舜英果然是说到做到、一诺千金。从此，她再也没有碰过一支烟。

之后，经李先念批准，陈舜英很快住进北京医院北楼，经进一步检查及各科专家会诊，“高度怀疑为肺癌。”

6月30日晚，李先念在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研究治疗办法的会议”。参加者有卫生部长刘湘屏、林佳楣、刘建勋和北京医院的林、吴两位院长等人，最后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决定不用放疗、化疗，手术不能做。拟用中药治疗”。

随后的治疗证明了这个方案是合理、及时和有效的。

1978年冬，陈舜英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北京。

崔耀先的夫人侯香莲告诉刘立强：“我是山西辽县人，你妈妈担任县委书记时，我是下面办事员。我非常佩服她。他们老两口回到北京，我们去看望，崔叔叔说：‘你们想吃什么，就说。我让香莲给你们做。’你爸爸、妈妈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他们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你妈妈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己，严于律己”。

在根据地曾被陈舜英误认为“小男兵”的师德清听说刘建勋、陈舜英夫妇住在南沙沟国务院宿舍区，就让女儿代表自己前去看望。陈舜英特意为老战友当年的摔伤事故写了书面证明。

而此刻，陈舜英自己的病情已日渐加重，她写信向李士峰征求治疗意见时还不忘提醒：治疗意见“请你写信告诉我，不必和别人说。”

在信的结尾处，陈舜英写道“北京看病太难了。”寥寥七字，浓缩积淀了她心中无尽的苦涩辛酸和悲凉惆怅！

李士峰将自己在北京某医院的老同学介绍给刘建勋、陈舜英夫妇，希望他们有病时可以请这位老同学来给看看。但是，他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到底还是谢绝了。

闲暇之时，刘建勋经常与老朋友对坐棋枰，手谈比试一番。陈舜英则将中外名著仔仔细细包上书皮，慢慢品味。后来，老两口相约学起了英语。她的英语底子比刘建勋好，于是她就学科技英语；刘建勋学的则是许国璋的教材，两人各学各的，互不干扰。屋内朗朗的读书声与窗外徐徐的微风、清脆的蝉鸣混响，交织成新的命运交响曲。

1981年的12月下旬，陈舜英的心脏病发作，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解决医疗关系，她只能在医院急诊室过道的临时床位上“排队”等着进正式病房。刘建勋赶到医院看望，短短的几十米的距离，他不停地大口大口喘气，竟然不得不歇了三四次。进入病房后，老两口相对而视、默默无语……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他们的生死诀别！

1982年1月2日清晨，陈舜英病危。和她过了一辈子、却又从未给她写过一封嘘寒问暖书信的刘建勋，情急之下，提笔给老领导李先念写了一封自称“不情之请”的短信，希望能够帮助将母亲转到干部病房抢救。李先念夫妇见信后，立即告知北京医院的领导“马上安排转科进行抢救。”可惜这一切都已经是为时晚矣。

傍晚时分，暮色苍茫，华灯初上。就在万家欢聚、普天同乐、共庆新年的鞭炮声中，陈舜英匆匆地、悄悄地走了，终年不到70岁。临终前，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声叹息，更没有一句遗言。

最后，永远定格在人们记忆里的，是她在弥留之际听到儿子趴在耳边转述李先念指示时，消瘦苍白的脸上忽然回光返照，闪现于嘴角边的那一丝微笑。

当晚，冒着凛冽的朔风，刘建勋在孩子们的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医院太平间。见到体温尚存的结发老妻，刘建勋不禁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刘建勋与陈舜英结发厮守、相亲相爱一生。他们患难与共，不离不弃，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们不愧是老一辈革命者在夫妻关系上的榜样。

当天晚上，赶到医院告别和到家中哀悼的有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和女儿李紫阳，还有陶希晋、杜润生、陶鲁笳、贾于慈夫妇、杨珏、冀雨夫妇、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彭涛的夫人高惠如等老战友，另外还有陈舜英的大妹陈舜玉、九妹陈玖、张帆夫妇。

陈舜英的突然离去，令她的许多老领导、老战友心痛神伤万分。

陈舜英逝世的次日，李雪峰在日记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早晨）雪已一、二指，一片雪白。未闻预报，为舜英带孝。”

之后，又有许多的老同志先后来到家里，当面表示了他们对陈舜英不幸病故的哀悼悲痛之情，另有许多在外地或因为公务等原因不能登门致意的老同志也纷纷来电话、发电报。

朱德夫人、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特意让秘书打来电话说，“陈舜英是老同志，有功。全国妇联要送花圈，叫老健（老同志对刘建勋的俗称——编者注）注意身体。”

1982年1月10日上午，陈舜英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尽管当时河南省委的个别人挖空心思地采取了各种办法以图缩小影响：不许子女向中央领导和老同志报丧；限制追悼会的规格和人数，就连亲家也不允许参加追悼活动；还将《河南日报》发表讣告的时间拖延至半月后的农历除夕，版面放在最后一版的最下角……但是，公道是非自在人心。李先念委派夫人林佳楣，与许多在京的老同志们一起，不畏严寒来到八宝山，为陈舜英送行。远在三晋大地的太行老战友们也自发推举了多名代表，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向陈舜英告别。

参加仪式后的当天，李雪峰再次满怀悲痛哀伤地在日记中写道：“舜英追悼会，去者老段（君毅）、高扬、（张）平化、（张）执一等二、三百人……今晨月蚀，悼人乎？三日之晨下了白雪。舜英去世之次日也!”

随后，陈舜英的骨灰被安放于郑州市的烈士陵园。

李先念是陈舜英在湖北省和中南局工作时的老首长。直到她过世几年后的一个春节，李先念在与刘立强一家吃罢年饭的闲聊中，提到了陈舜英生命的最后时光，老人家突然间停顿无语，唯有老泪纵横、顺颊而下……

2011年圣诞节前，纪登奎的小女儿纪方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发来电子邮件回忆道：“1982年1月上旬的一个周末，我们两口子刚一进家门，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明天一早代表他们到三里河去慰问刘伯伯，因为陈阿姨病逝了！……由于各种敏感的原因，爸爸不宜亲自前去看望并慰问他的老战友。妈妈因正值隆冬，慢性支气管炎并发哮喘，发作得很厉害。几乎彻夜剧咳难眠！爸爸顺手撕下一张信纸，写下了刘伯伯的住址：南沙沟三号楼。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拿着爸爸亲手写下的这张字条，冒着寒风乘公共汽车去看望刘伯伯。我记得很清楚是刘伯伯亲自给我们开的门。他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很多！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原来我熟悉的那个精力旺盛、谈笑风生的刘伯伯！！当时我就哭了！……他那苍老虚弱、步履蹒跚的样子，令人心痛！终生难忘！回到家后，我们立即向父母汇报了我们见到刘伯伯的情况。爸爸的心情异常沉痛，他转身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再也没有出来。而妈妈那一夜，咳嗽地更剧烈了，一直到天亮……那是一个多么寒冷、漫长的冬天啊！”

广西妇联的领导同志田克等人联名先后在《广西妇女》、《广西党史》等杂志上发表了《竭尽心力开创广西妇女工作——忆妇委书记陈舜英》的纪念文章。文中写道：“1982年1月2日，陈舜英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讣告传来，广西的妇联干部悲痛不已。回想她在广西工作四年，为提高妇联干部的素质、开创广西妇女工作的新局面、促进广西建设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她的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陈大姐在任的四年中，为广西妇女工作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年曾任自治区妇联副主任的赵明坚，后来担任了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和常委。她在给刘立强的信中动情地写道：你母亲陈舜英大姐“她很重视培养我这个少数民族干部，是我的良师。我常常怀念她。”

建国后长期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的黎颖在悼文中满怀深情地说：“陈舜英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我们的好大姐！”

陈舜英的生平简介先后被国内多部妇女名人辞典收录。

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了《太行烽火半边天》，专门介绍太行根据地妇女中的革命英烈和先辈。纪念陈舜英革命生涯的《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一文被节选摄录其中。

2008年，《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约请17位元帅、副总理、部长一级的中共高层子女，回忆并亲笔实录少年、青年、中年时的家事。通过他们的记忆，展示共和国领导人真实、生动而又不为人熟知的一面；而选取的角度，也多为亲情、家事等真切感人的一面。通过这点滴的记忆，折射出父辈人格的光辉。”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生平也在其列。

2006年6月，作为党组织批准的首例，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部分骨灰合葬在了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烈士陵园。这里毗邻太行区党委和八路军129师的旧址，现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林佳楣等老前辈以及当地省、市、县领导同志、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众多亲朋好友、工作人员也参加了骨灰合葬仪式。

太行山上松柏葱葱，顶天立地，如巍峨的丰碑常青耸立！

清漳河里波光粼粼，滚滚东去，似无尽的赞歌长年吟唱！

来源：《烽火太行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