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新闻两烈士

张基祥（口述） 张雪平（整理）

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期间，有一群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从延安，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投身到太行山上，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也是党在敌后区域创办的第一份铅印的大型日报。一张张报纸，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点亮了根据地军民的心；一张张报纸，像一发发炮弹，沉重地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些新闻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采访，在办报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保证报纸的正常编辑出版。即使在反扫荡的途中，报纸出版也没有中断。短短几年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就出版了报纸846期。其中左权县境内，就出版了600多期。

这些新闻战士，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夜以继日坚持出报，克服了无数想象不到的困难，很多人还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仅1942年5月25日前后，在辽县(今左权县，下文同)十字岭突围战中，就牺牲了40多位新闻烈士。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有57位新闻战士血洒太行!

2006年我从县广电中心退休之后，加入了左权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在皇甫建伟会长的带领下，致力于“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从书”的编撰工作。十余年中，我采访了数十位在太行山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前辈和他们的子女。先后编撰了《碧血辽县》等8部著述，特别是在编撰《抗战文化》一书期间，我采访了自始至终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的新闻老前辈刘江和鲁兮，采访了抗战时期曾获得过“太行文教模范”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模范通讯员皇甫束玉，结识了黄君珏烈士的儿子黄继佑，并和他成了至交。

他们不仅热情接受了我的采访，给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采访过程中，他们对新闻烈士的无比崇敬和怀念之情，常常让我感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

刘江，1918年7月生，山西省和顺县人。历任《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日报·太行版》编写、校对、记者、编辑、采通科长、编辑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离休。

我初次采访他时，他已94岁高龄。他不仅赠我《烽火摇篮曲》一书，还为我的《抗战文化》亲笔题词、题诗。讲到新闻烈士的时候，刘老哽咽着对我说： 这些同志牺牲时，都才二三十岁啊!我每当吃好饭时，特别是参加宴会时，看着满桌的菜肴，我就不由地想起他们。他们那时连黑豆菜叶汤喝不饱，哪里见过这阵势啊!我真的就吃不下去呀!

鲁兮，1917年生，山西省和顺县人。历任《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日报·太行版》后勤部长、发行部长兼记者、编委。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曾任山西省广播事业局局长，在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位上离休。

我初次采访他时，他已经95高龄。他不仅把他的其中有多首怀念战友的三部诗词集悉数赠送于我，还欣然为我题词留念。此后，他从北京居所多次来电口述补充材料。一次，他又打电话来，详细叙述了何云和黄君珏牺牲经过，他又说：何云牺牲时38岁，黄君珏牺牲时才30岁。“一文一武”大家都知道，黄君珏大家就不一定知道了。你一定要写写她啊!你年轻时文笔就挺好(他任山西省广播事业局局长时，我经常去省电台送稿，我写的广播稿，特别是许多录音报道常在省电台播出，他就和我相熟了)，你一定要把她的事迹写出来，不要把那段历史丢了!靠你啦，基祥，他(她)们牺牲的太悲壮了呀……说着他就泣不成声。电话里，我听到他女儿在一旁劝他：爸爸，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老伴也在我身边听电话，她和我也听得泪流满面……

皇甫束玉是左权县东隘口村人，和我老家相隔仅四华里。我和他早在1984年左权县党史征集座谈会上就相识，以后多次见面和书信来往。在编撰《抗战文化》和《东隘口村志》时，他更是提供了十几万字的宝贵资料。

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结识了黄君珏的儿子黄继佑，他第一次踏上左权县这块土地，是1986年“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之时。后来他几次来左权参加活动，总邀请我去宾馆促膝长谈，他还专为我寄来了《我的两个妈妈》等文章和资料。

这些革命老前辈和烈士的子女们，念念不忘牺牲在太行山的新闻烈士。深深的怀念和无限的哀思，常常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抗战文化》已出版将近十年，何云和黄君珏烈士的事迹我已在书中略有记述。但他们的事迹，特别是他们同事或子女亲口给我讲述的他们的感人故事，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左权县政协邵锦绒副主席、政协文史委主任韩文跃二同志，鼓励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永远屹立在太行山上，太行新闻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呕心沥血办党报——何云

在辽县麻田镇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山庄。山庄村正北约五华里之处就是北艾铺村，北艾铺村东最高处，即十字岭突围战制高点十字岭。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进驻辽县之前，华北《新华日报》社(以下均称《华北日报·新华版》)先是在1939年9月底由山西武乡大坪村迁至辽县后庄村，中间迁出，后又由武乡县安东庄进驻山庄村，对外番号为教导大队。

山庄村当时有近百户人家，300来口人。报社入住山庄不久，村里的老百姓就知道他们是印报纸的，他们都穿着八路军的灰军装，整天忙忙碌碌，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后来有少数老乡，特别是村干部，才知道一个瘦瘦的三十来岁的人，就是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其实他当时还兼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主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

早在1937年11月，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就进驻了辽县，在辽县广泛宣传抗战，发展共产党组织，辽县老百姓人人皆知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来太行山打鬼子的。因此报社一进驻山庄村，群众就尽量腾出最好的房子让报社人员住宿。编辑部住于曹姓人家 (后住户为曹三喜)，伙房建在张建成院，通讯科(电台)住在张家北房。社长何云在后街住，战地记者华山、作家赵树理住于赵文昌家院北屋东侧，木刻版画家罗工柳等都住在山庄村。报社总务科长张向凌、指导员贺瑞林住张力羽院，一位姓杨的，人们叫他杨队长的住在张力羽西边的张凤林家。

《华北日报·新华版》的人员进驻山庄村后，和当地群众同甘共苦，情深谊重。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报社所住的院子，天不明就被同志们打扫的干干净净。山村没有水源，群众靠旱井(水窖)吃水。报社的人不愿与群众争水吃，就用牲口从15华里以外去驮水，驮回来的水先把房东家的水缸灌满，才留下自己吃用。

报社人员一到吃饭时，就端着碗到街头村口和老百姓拉家常。村里人最称道的是两件事：一是赵树理经常在饭场上用他的晋东南口语为群众说快板、讲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二是何云和妻子“秘密结婚”的故事。为了不打扰大家，何云和妻子就在住处叫了几位村干部和报社几个同志，吃了点瓜籽和花生，就算举行了婚礼。但是，小山村没有秘密，第二天村里人便都知道了，妇女们便拿着鸡蛋、核桃、花生等前去表示慰问。因为当地有个习惯，要给新娘被窝里塞花生、塞红枣，表示祝愿新娘早生贵子，而且要花花地生，指既生男，又生女的意思。

村里人都知道，报社人几乎是没明没夜的在工作。一遇敌人扫荡，报社和群众首先要掩埋机器，再用犁耕、用耙耙平，以防日军找到。报社人每天吃的黑豆菜叶汤，玉茭面掺上谷面的窝窝头，但还经常给困难群众送米送面。

社长何云，因为住过敌人监狱，身体很虚弱，但他也是起早贪黑的工作，吃饭时还要收听电台广播。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以破坏敌人的“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彻底破袭铁路、公路，拔碉堡，不仅破了“囚笼”，而且切断了敌人的重要补给线和外运掠夺财产的运输线。“百团大战”前两个阶段历时40多天，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始终战斗在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及时报道“百团大战”战况，把我军胜利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和国际社会，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新华日报·华北版》被誉为华北人民的“聪耳、慧眼、喉舌”。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召开，何云与邓小平、李雪峰、滕代远等一起被选为参议员。做为新闻界的参议员，会议期间，他撰写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政策》等评论文章，还以“新华日报社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新中国的曙光》一文，客观而敏锐地评价了临参会的重大历史意义。

同年9月，做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主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在记者节上他作了题为《认清形势，加强团结，把敌后新闻事业推向前进》的报告，为我党新闻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贡献。

1942年的5月24日，报社得到麻田总部被三万多日军包围，总部要求报社人员向东南部转移的消息后，何云同志立即组织大家和群众一道掩埋机器设备，并把小型油印机、小型铅字盘、部分纸张、特别是电台，打包分配给大家随身携带，以便及时再出报纸。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老报人房秉玉回忆说：

当晚，报社人员罕见地吃了顿香喷喷的纯白面烙饼，何云对大家说：今晚吃烙饼，一是吃得饱饱的，坚决突围出去；二是圆圆的烙饼，就是(祈望)过几天后，大家仍要团团圆圆在一起，继续出报。

当时，报社人员是分散突围的，总的方向是东北部山地。在翻越乱石断崖的陡坡时，同志们围在他身边，担忧他身体抗不住，有几位领导同志提议派一些同志专门随从他。何云说：大家不必担心我，必须分散突围。他还用地道的浙江口音诙谐地对大家说：“那我不仅成了同志们的累赘，而且还变成山大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安排好别人，他只带着王保林一人沿着山岭，向大小羊角附近爬去。

路上，他对王保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不能活着当俘虏!”

5月28日黎明，敌人又在十字岭一带搜山。何云和王保林当时已经到了羊角村和小羊角村之间对面的山坡上，何云同志不幸背部中弹负伤，当即昏倒在地。当附近的医护人员赶来，救醒他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伤不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们去吧!”当医护人员再次返回来时，发现他已经流尽最后一点血，心脏停止了跳动，只有38岁的他，永远离开了心爱的日夜操劳的报社工作岗位。

据十字岭突围战阻击战的指挥者王亚朴的儿子王欣、左权县党史老工作者邢晓寿、原左权县史志办公室主任张俊萍，包括我和我儿子多次考察论证：何云牺牲在辽县大小羊角附近。抗日老干部百岁老人薛有明回忆，羊角村村民郭满堂(小名郭小满)根据父亲口述后的现场指认，何云确切牺牲地就是大小羊角村中间，即桃山吊钟崖山脉中间青树峧一带。

何云同志1904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5岁时考取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3年因父病重，家境窘迫，半途辍学，在上虞横塘治福小学当教员，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结识了同校教师中的共产党员。1926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因不满国民党当局之腐败，辞职赴上海，入上海复旦大学作旁听生，后又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铁道学院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云愤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间任宋庆龄、何香凝等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长，公开身份是《中国论坛》报任编辑。1933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无期徒刑，移送南京监狱关押，其间不畏威胁利诱，毫不动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在我党严正要求下，何云出狱后任《金陵日报》编辑，日军侵占南京，受党组织派遣，只身到武汉筹备《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

同年8月，受命到西安筹建分馆因国民党阻挠未成。根据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1937年元旦创刊号诞生。此后，何云带领报社人员，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报纸。报社先后迁往沁县后沟、祭祷岩、武乡大坪、辽县后庄、武乡安乐庄、辽县山庄、辽县熟峪、涉县桃城等地。

在物资特别匮乏，扫荡与反扫荡特别频繁的情况下，何云带领同志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乎是不中断的出版报纸。特别是在山庄驻扎期间，在反扫荡的途中，他们在山坡上的树从中，仍然坚持出版《战时电讯》1期和《战时报》共18期，能油印就油印，时间稍微允许就出版铅印小型报。

何云同志主编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不仅受到国内广泛关注，连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何云还先后编发了《中国人》周刊、《抗战生活》，组建了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辽县武家峧村还组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联系和培养了几千名工农兵通讯员。他领导的报馆不仅印发了45万册社会科学方面的读物和马恩列斯经典名著以及学校用书，还印刷了5000余万份传单与怖告。在敌后物资技术万分困难的条件下，能印刷这么多的精神食粮产品，实在是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

何云同志呕心沥血办党报，为抗战而鼓与呼，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腔热血化碧涛黄君珏

抗日战争中，太行山中段的辽县作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祥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县，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驰骋沙场，英勇杀敌；无数革命先烈将鲜血洒在了这片热土上。华北版的《新华日报》社黄君珏女士，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黄君珏原名黄维佑，湖南湘潭人。1912年出生于官宦家庭。她天资聪慧，思想敏锐，14岁便投身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读书期间，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传递文件，搜集情报，掩护战友。在白区工作时，为掩护一位战友，不惜自己身陷囹圄。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与爱人王默罄一起北上抗日，共同参加了华北《新华日报》的创办工作。作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她富有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报社则安排她为报社经理部秘书，负责报纸出版发行和会计审计工作。

鲁兮在回忆文章中说：

黄君珏同志天性亢爽，革命精神非常充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吃小米糠菜、住山村民房，她从不言苦。

鲁兮接受采访时对我说：黄君珏小孩出生刚刚三天，就披甲上阵。她昼夜操劳、积极工作，从不言累。她创建了一整套开源节流的管理制度，培训了一批管理人才，还著文论述根据地货币政策。她已经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和太行区出类拔萃的巾帼英才。

1942年5月中旬，日军3万余人对我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敌当前，彭(德怀)、左(权)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决定：八路军总部所属战斗部队先期撤出，总部及各机关团体人员随人民群众寻机突围。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首脑机关还留在圈内，万一被包住，怎么办?彭左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顾及他们自己。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敌人要下毒手的最大目标吗?

左权将军具体布置后，立刻让大家明白了总部首长的良苦用心： 敌人此次围剿，规模相当大，却又相当机密。面对突然而来的大军，正面作战，军民势必会付出重大牺牲。主力部队先期突围，反而可以寻机歼敌。总部和群众一道转移，不与敌人正面交火，则可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如此决策，也只有舍身忘我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出。

5月23日下午，《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行科主任鲁兮，接受发行部部长史育才指示，迅速赶往山庄村，协助编辑部同志转移。对于当晚的情况，鲁兮在《血洒太行化碧涛》一文中写道：

晚上管委会秘书主任兼总会计黄君珏找我谈话，交待任务。她说：敌人此次扫荡，调动三万多兵力，疯狂向我驻地袭击而来，战况很紧。大报不能出了，改出战时小型报纸，根据情况随时编印，由你们负责发行。这个任务很艰巨，有信心和办法吗?我说：我们熟悉太行山的交通线路和秘密网点，不管转移到什么地方，交通员都会找到交通点站，保证能发行出去。

鲁兮和我说：突围前夕，黄君珏不仅不慌不忙，仔细安排工作。特别是不仅安排出战时小报，甚至连战时如何发行报纸的事情都安排了!她是个多么沉着的女同志啊!

当晚，华北《新华日报》社驻扎在后庄村的全体工作人员，朝十字岭地区突围。25日，十字岭周围数万敌人围追堵截，十字岭上空六架飞机轮番轰炸，枪炮声、敌机轰鸣声、扫射声不绝于耳，突围战异常残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白天参谋长、北方局领导召开几分钟的紧急会议后，决定立即分路突围。八路军首长和大队人马均已突围之后，残阳如血之时，负责断后的左权将军，头部突然中敌弹片，壮烈牺牲。黄君珏根据“化整为零、突出重围”的指示，同王健、韩瑞等10多人钻进道路崎岖、石崖耸立的山野，自卫应战。6月2日早晨，黄君珏和王健、韩瑞两位女同志在庄子岭一座高山的石洞里隐蔽。这里上有峭壁，下有悬崖，洞口两侧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可走。敌人从小道逼近洞口黄君珏以手枪射击，使敌不能靠近敌人恼羞成怒，就用绳子吊下柴禾在洞口燃烧，浓烟烈火冲入洞内，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黄君珏宁可舍身，不做俘虏，一个箭步冲出洞口，又击倒两个敌人，在烈焰飞腾中，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飞身直下悬崖.....牺牲时，年仅30岁。王健和韩瑞宁死不屈，也壮烈牺牲在烈火之中。她三人被根据地军民称为女中“三杰”。

身负重伤的黄君珏的丈夫王默罄在对面的山上目睹了这一壮烈场面。事后他在给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说：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 (黄君珏) 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妻子贞洁壮烈，丈夫心中泣血，但却为妻子感到骄傲。真是“妇唱夫随”，忠烈千秋!王默罄为了纪念妻子将儿子改名为黄继佑。黄继佑母亲的战友鲁兮，前些年写了一篇悼念黄君珏的文章，文章最后一段是：

1942年2月中旬，正值农历新年，日军发动了春节大“扫荡”。《新华日报》社 (华北版)的全体人员顶风冒雪，跋涉在山间的小路上。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艰难地走在队伍中，那就是黄君珏。黄君珏终于挺不住了几个女同志挽扶她到一块庄稼地里，报社唯一一个生过孩子的同志为她接生。在小山村只休息了三天，黄君珏就把儿子托付给一个老乡家，又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三个月后，黄君珏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读了这段文字，更让我们潸然泪下：原来，黄君珏和她的亲生儿子，仅仅共同生活了3 天，儿子就永远地失去了这位英雄的母亲。

当时在太行山上的著名诗人柯岗，写了一首《不知名的作者》，诗中写道：在“激烈战斗的清晨”，一个女战士被一大群敌人追击，她用“枪里只剩下的三颗子弹”，打倒了三个敌人。凶狠的敌人点燃了山岗，“我们的女英雄突然飞出来了，她举着没有子弹的枪，她披着一身火焰，像一只暴怒的红色的山鹰”，跳下悬崖。诗的最后写道：

这位不知名的作者

蘸着自己的血，

在这苍青的石岩上，

写成了最后的战歌。

这首歌，

将永远捍卫着祖国的山河。

我们的黄君珏，她是“红色的山鹰”，更是一只健美的“火中凤凰”! 她涅槃成了抗日的精灵!

黄君珏的战友鲁兮，为她写了诗词：

七绝

生为人杰死为雄，

沥血忠肝气若虹。

龙战连年酬壮志，

蛾眉风骨几人同。

金镂曲·歌颂女杰黄君珏

女杰黄君珏，已长眠，太行山上，耿光高洁。难忘当年五月泪，岭上同人浴血。气吞山岳，弹尽纵身跳峭壁，慨捐躯，无不齐悲咽。昂首问：何英烈?

英雄素有匡时略，叛豪门，投身革命，志坚如铁。一度曾陷囹圄，依旧忠于马列。“七七”后，征鞍心切。积虑殚精华北报，费经纶，开创千秋业。浩气在，星弥烨。

民主革命者，秋瑾女侠有诗云：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黄君珏也和秋瑾一样，都是女中豪杰，都是中华优秀儿女。在这次突围战中，包括华北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何云同志在内共有 40多名新闻战士壮烈牺牲。今天，烈士鲜血铸成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在十字岭附近、清漳河畔的山岗上。先烈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一腔热血”，化作了“碧涛”。这鲜血汇就的“碧涛”，将永远流淌在左权人民心中，流淌在太行人民心中，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黄君珏烈士牺牲时年仅30岁，明年(2022年)就是她牺牲的八十周年她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和在太行山上办报的同事，大都已经作古。黄君珏短暂一生的许多动人事迹，已鲜为人知。

黄君珏唯一的儿子黄继佑在《我的两个妈妈》一文中说：我从小生活在外祖父家，只知道妈妈是抗日英雄，牺牲在太行山上。我只记得家里挂着一张很大的相片，是爸爸和妈妈的合影。后来才听我继母和爸妈的老战友亲口对我说，或写材料给我，我才知道了我亲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她虽出身名门，但在14岁便投身革命。14岁，是什么概念?如今14岁的孩子最多才在上初中一年级。18岁她在复旦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是复旦学生会的领导者之一。1932年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

原《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刘思慕对黄继佑说：

我们全家的命都是你妈妈救的。那时我们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我打入国民党武汉剿共行辕，负责收集情报，你爸(指王默罄) 是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交给你妈妈(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呢)，再由你妈妈送给上级，一直很平安。但是陆海防这个该死的叛徒暴露了身份。我们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电告上海。你母亲立即从上海坐飞机到武汉，安排我们出逃，还给我们五百大洋。

刘思慕叙述了黄君珏送他一家老小，分两路到达上海，又把他全家安全送出了上海的详情后又说：

可惜，她刚回家，就被特务抓走了。

原中国化工原料进出口总公司科长蒋学杰(又名俊瑜)对黄继佑说：

我和你妈妈是中学同学，又一起考上复旦。是她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你妈是复旦学生会的委员，那时候她带我们出墙板，上街宣传，特别忙，我们都很佩服她。毕业后，你妈妈在交大读研究生，是她发展我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她被捕 (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后不久，我也被捕了。在武汉的法庭上，我见到了你妈妈。那天，她脸色苍白，但精神很好。你妈妈当庭痛斥叛徒陆海防，并开脱了我的罪名，说她只是利用我的地址转送信件，说我并不了解她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是单线联系，陆海防不知道我的情况，只好哑口无言。后来，我被保释出狱，你妈却被判了七年徒刑.....

蒋学杰还带着黄继佑去拜访过一位叫王曦的阿姨。王阿姨同黄君珏在同一牢房度过了一段时间，对黄君珠却有深刻印象。她说：

你妈妈对特务们可厉害了，当面斥责他们，特务们对她也无可奈何。她对我却特别好，像大姐姐一样.....

关于黄君珏烈士牺牲时的情况黄继佑听他的继母和不少父亲母亲的同事介绍过。直到1986年5月，黄继佑被左权县邀请，参加“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才第一次踏上他父母为之流血牺牲的神圣之地左权县。

典礼的第二天，黄继佑在人们陪同下，寻找母亲牺牲地。在庄子岭郭大叔带领下，在庄子岭村西小五台山的道士帽山脚石壁下，郭大叔指着一堆青石说：“这儿就是我们发现你母亲的地方，就用这堆石块，临时把遗体盖住。过了半个月，才抬来棺木收葬的。”

郭大叔眼睛湿润了，接着说：“我们对不住烈士啊!那时候，太难了......”

原《人民日报》社会计程庆丰对黄继佑说：

那时我也藏在山上，躲在树巢里是你妈妈她们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我才能跑出来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武器，你妈妈是干部，有一支枪。她曾对我说：“我有一支枪，三发子弹，两发给敌人，一发留给自己，宁死不当俘虏!”你妈妈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她死得英雄!

十年浩劫之后，国家民政部为黄君珏颁发了烈士证书，上写：

黄君珏 (维佑)同志系中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6月2日在山西省左权县庄子岭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这是党和国家对黄君珏的最高褒奖。

1986年5月，太行新闻史学会、山西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在中共左权县委、左权县人民政府全力支持下，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镇附近的西山脚下，面向滔滔清漳河，遥望十字岭处，建起了一座巍峨壮观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了牺牲在太行山上的何云社长、黄君珏烈士等57位太行新闻烈士名字。

2020年，晋中市委宣传部主持编创的黄君珏烈士事迹为题材的晋剧《战地黄花》在晋中各县巡演，作为这部剧的初创参与者，我十分欣慰。榆次市晋剧团在左权县举行《战地黄花》首演的当晚，我就向黄继佑电话报告了这一消息。我和他说，你的伟大的母亲和其他太行新闻烈士一样，永远活在太行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附：此文材料来源：

在山庄村采访部分群众的口述；

何云和黄君珏烈士《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同事刘江、鲁兮、房秉玉，《新华日报·华北版》模范通讯员皇甫束玉口述 (包括电话采访) 及提供的资料；

黄君珏烈士儿子黄继佑口述及提供的资料。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八路军总部在左权》，陈厚裕、邢晓寿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6月版；

《新华日报华北版·记敌后办报的光辉历程》，陈浚著，三晋出版社2010年8月版；

《耄年感赋》，鲁兮著，中央书局有限公司2009年4月版。

来源：整理自《文史左权》（左权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编撰委员会）